1941年5月，在德国空军猛烈空袭伦敦之时，温斯顿·丘吉尔坐下来观看马科斯兄弟的电影《恶作剧》。谁能责备他呢？容易激动的讽刺作家们也许会佯作心烦，因丘吉尔对于伦敦东部居民正在经受的恐怖竟然不屑一顾，而我们其余的人却只能为一个具有如此视角的人拍手叫好。丘吉尔需要逃脱一次，而喜剧演员中也无人能像马科斯兄弟那样如此远离真实世界。
然而，西蒙·路维希的著作的主要目的却是要揭示马科斯兄弟与现实之间的深刻联系。这样，我们就能详细了解他们在纽约度过的贫困童年、他们雄心勃勃的母亲、他们习练轻歌舞的学艺时期（马科斯兄弟是以歌舞表演开始生活的）。路维希显然是一位勤奋的调查者，但马科斯兄弟的魅力与他们的背景无关这一事实却是不可否定的。他们的世界观太脱离世界，以致没有一幅地图能标明它的形成之路。
在此书的开头部分，路维希写他自己“对那些档案材料认真研读，从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矛盾之处”。这一矛盾之处结果表明，马科斯兄弟的父母更改了他们的结婚日期，以便将一位私生的堂弟收养在家。这一更变“在一个耻辱能残害生命的时代里是一个必要的保护措施”。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这在路维希认真研读的那种情况之处还能证明什么仍不清楚。但他走开了，去寻找更多的枯燥无味的东西。一页过后，一个人口调查员因错数了马科斯家的孩子数而受到斥责。路维希提到一团“由本应发生的事形成的迷雾”，但这团迷雾只是从他调查的那块沼泽地里升起的蒸汽。精彩的《在歌剧院里的一夜》（A Night at the Opera）中有一段表现奇柯（Chico）和格劳乔（Groucho）吃力地阅读一份法律文件，后来却觉得它枯燥无味，便把它一分款一分款地撕成碎片。人们也许会喜欢看他们怎样理解此书中的那幅枯燥无味的家谱图。
当然，在马科斯兄弟的那部作品中，有不少是人们所不乐意再看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歌剧式的沉闷章节，奇科演奏钢琴，哈波演奏竖琴，泽波（Zeppo）与冈莫（Gummo）。但是，他们的电影中有三四部在任何电影选集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赛马会上的一日》（A Day at the Races）中表现图特西·弗鲁特西（Tootsie Fruitsie）一场；《歌剧院里的一夜》中大厅一场；《椰子》（The Cocoanuts）中的格劳乔演唱“喂，我得走了”一场。最精彩的还是格劳乔的舞蹈；他的每一个舞步都是电影胶片所能捕捉到的控制最佳的粗俗动作。
当然，这种控制不能持久。马科斯兄弟的电影生涯几乎始于其巅峰。他们是一举成名，但影响很快又减弱，因为到1929年（电影首次露面那年），马科斯兄弟已经步入中年。而形体喜剧，即使是刻意求俗的形体喜剧，所要求的那种身体的柔软性，也只能日渐退化。《椰子》与《在马戏场里》（At the Circus）只间隔10年，但在后一部电影里，哈波那无忧无虑的顽皮已显得没精打采，而格劳乔以前那种轻快的跳跃已变成驼背者的曳行。
对格劳乔而言，幸运的是他可以依赖其嗓子。哈波向来是一言不发，而奇科乱说的意大利语也只能使人一笑了之，所以只有格劳乔还一直吸引你。他许多令人难忘的插科打诨都是乔治·斯·考夫曼（George S Kaufman）、斯·杰·佩雷尔曼（S J Perelman）等当时才子们的手笔，但格劳乔自己也绝非一个低劣的语言艺术家。路维希援用了一段佳话，讲的是格劳乔因其犹太血统而被一时髦的长岛海滩俱乐部拒之门外。“那我儿子呢，”格劳乔问道，“他只是半个犹太人。他是否可以只走到水齐膝深的地方？”他们兄弟们的救度得之更难。只有哈波去世时心满意足。这位年轻时有名的花花公子后来结婚、生孩子、用竖琴演奏勋伯格（Schoenberg），过着平静的生活。相反，奇科在一生赌博与风流之后，死于赤贫之中。曾说过使人哭比笑易的格劳乔因行为出格而离婚三次。
对于此类不幸的消息，人们不能去责怪信使，但放下此书，人们会感到轻松。崇拜格劳乔的托·斯·艾略特（T．S．Eliot）写道：“人类不能承受很多的现实。”现在该把《在歌剧院里的一夜》放入VCR并且让丘吉尔先生分发雪茄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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